唐均：一刀切的延迟退休后果堪忧

唐均：一刀切的延迟退休后果堪忧

当今，讲到深化改革，最时尚的概念非“顶层设计”莫属。但是，要做顶层设计，设计者必须摆脱一切利益纠葛，真正攀登到顶层去观察和思考问题。遗憾的是，有些官员和专家，常常是“未当登绝顶”，便已经在咋咋呼呼地“一览群山小”了。差不多争论了8年之久的“延迟退休”，就是这样陷入了困境。

声明一下，这里所说的“延迟退休”，俗称“延退”，是指 “一刀切”地对所有的劳动者延迟退休年龄或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这是必须要反对的；而“弹性的”或称“柔性的”可选择的延退，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你需我要、你情我愿的延迟退休，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还需要说明的是，传说中的隔几年延一年的“渐进式延退”，本质上属于前者，亦是在必须反对之列。反对的理由如下：

1．对于老龄化进程和后果判断的误区

坚持延退的官员和专家，通常持两个理由：一曰形势紧迫，一曰国际趋势。所谓形势紧迫，无非是说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要说明的是，中国社会在2000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到2014年，中国的老年人口达到了2.1亿，占总人口的比重是15.5%。毫无疑问，中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是世界第一，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世界第一决定的。但是，就老龄化的程度而言，中国目前还处于轻度老龄化时期。如果中国不放开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不变，到2025年左右，老年人比重会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再到2050年前后，老年人比重会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最终攀上33%而登顶。从世界各国的老龄化发展趋势看，33%上下是老龄化高峰的平均值，并非如坊间流传，中国的老龄化将是世界之最。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2014年的人均GDP也已达到7485美元，跻身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可能在2025年左右超过12000美元而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所以说，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未筹先老”，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社会分配。

另一个误区是，人口老龄化造成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劳动力缺乏，影响经济发展，而不是老年人太多，负担太重。中国目前正处于劳动力规模的巅峰期，16—59岁的劳动力有9亿多。有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不是事实。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刚过顶峰，每年在以大约300万的速度减少。300万看上去很多，但比起9亿，仅仅是0.33%。目前东部地区闹“民工荒”，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政策失当，加上农民工“用脚投票”造成的。

更要说明的是，即使到老龄化的最高峰，中国仍然有7亿多劳动力。就人力资源数量的绝对数同相应的经济规模和适当的消费需求相比较，中国不会缺乏劳动力。如果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很成功，劳动力就还会有剩余甚至大量剩余，所以就业问题才是中国今后发展的第一大问题。另外，还应该考虑，中国的劳动力绝对数量不少，但年龄结构上会逐渐偏大，如果采取延退，只会加大这种劣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把老年人的需要看成是潜在的消费增长，那就有可能将其转变成内需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大好机会。但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几个人养几个人，这是把自己框在“保险”的思维模式里打小算盘。简单地举一个例子，两个四口之家，夫妻俩加一个老人、一个小孩。但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能挣钱，另一个家庭却不会挣钱，同样是夫妻俩养着一老一小，他们的生活水平能一样吗？所以，决定因素不是几个人养几个人，而是挣钱的能力。从宏观的层面看，是劳动生产率。

如果只在“几个人养几个人”的“保险思维”框框里算计收多少，发多少，那除了让老百姓少领养老金（譬如延退），是再也找不到出路的。现在政界和学界热衷的“延迟退休”，直接目标就是让老年人少领几年养老金，据说可以一年减少200亿元的支出（少发160亿元，多收40亿元），这实在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中国的财政收入2014年已经将近14万亿元，200个亿只占0.14%。就算增加十倍，节约2000个亿，也只占1.4%。现实情况是，若为区区几千亿乃至几百亿的“节约”，得罪的是至少6—7亿的劳动者，这笔政治账应该怎样算？

真正的顶层设计至少要从社会分配的角度去看问题，其实决定一个人进入老年后能够得到多少养老金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生产出多少物质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将怎么分配。社会保险只是分配的手段之一，并不是唯一。

现在国际上已经将社会保障的概念拓宽为社会保护，用于民生保障的手段更强调社会转移和社会服务。2012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国家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其中提到，实现社会保护要更多地用“社会转移”和“社会服务”的手段。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保险就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唯一的手段了。实际上，要用社会保险手段来大一统地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几乎是办不到的。可惜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没有关注这种真正的国际趋势的变化，甚至有意无意地集体无意识。

2．所谓国际大趋势也是一种明显的误判

关于延退，一些官员和专家讲的最多的理由是“国际大趋势”，其实这也是一种误判。从国际经验看，应对老龄化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有鼓励生育、接收移民，当然也包括延迟退休。但是延迟退休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本国的人力资源，并不在于少发养老金。网上流传一段法国国家银行行长的说法：“我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增加劳动力供应，提高劳动参与率，但是社会公众误认为我们是为了减少养老金的支出”。发达国家延退，定期领取的养老金金额，常常是早退的少领，晚退的多领。若从开始领取养老金算到平均预期寿命，早退和晚退领取的养老金总数是差不多的，甚至晚退的领得更多。

目前欧洲国家延退，是在极端的时期采取的极端措施。因为遭遇经济危机，不得不紧缩公共支出，紧缩政策中也包括了延迟退休。这好比上个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中国采取日常生活用品凭票证供应的政策，又好比前苏联分裂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中国的经济增长近年来是遇到一些困难，但绝没有惨到如此地步，为什么要把别的国家用来应急救命的“虎狼之药”拿来当作补药吃？

如果真正担心中国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缺乏，那相应的对策应该是放开计划生育。欧洲国家，如法国，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但到现在老龄化程度仍然只有24%。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接纳移民和鼓励生育。白人生育能力不强，但移民的有色人种生育能力强，所以大大延缓了老龄化的进程。

对于中国而言，大规模接收国外移民是不可能的。只有适当放开计划生育，这可能是延缓老龄化进程的有效措施。古话说，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2015年生的孩子，到2035—2040年间便是20—25岁，正好在中国社会接近老龄化高峰时加入劳动力的队伍。目前采取的单独生二胎的措施，效果依然不理想，还应考虑再进一步放开计划生育，这才是延缓老龄化进程和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根本之道。当然，这样做会给中国的未来增加就业压力，所以应该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后再决定取舍，但这与延迟退休毫无关联。

3．一刀切延迟退休对年轻人就业的负面影响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最大的社会问题仍将是就业问题，采取延退政策受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年轻人就业。按人社部历来的统计数据，每年的新生劳动力是2000—2200万人，这几年光大学应届毕业生就有700万之多，而每年新增的劳动岗位却只有1000多万个，其中还有300万属于自然更替，一般理解就是退休腾出来的岗位。虽然2012年以来新增劳动力有所下降，创造的就业岗位有所增加，2014年达到1300万个，但供求之间仍有较大差距。显而易见，从宏观上看，若延迟退休，肯定会对年轻人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回顾历史，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以及其后转制并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让中年以上的“固定职工”退出工作岗位，而顶替他们的是来自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合同制”的青年职工。年轻人有工可打，有钱可赚，既造就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一片繁荣，也在逐渐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工业化、城镇化大幅度地向前推进，这才是国企改革带来的真正“红利”（亦即所谓“人口红利”）。但这“红利”，却是以牺牲了一代人的切身利益为代价换来的。

若论国际趋势，有媒体列出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显而易见，其中积极采取延退措施的大部分是欧盟和欧元区国家。在已经被视为“大大好转”的2014年，欧盟和欧元区10月份的失业率分别为11.5%和10.0%，失业总人数分别为2441万人和1840万人，在欧盟成员国中，希腊的失业率最高，为25.9%；其次是西班牙，失业率为24.0%。更令人吃惊的是，欧盟和欧元区25岁以下的青年失业率要远高于平均水平，差不多要高出一倍，欧盟为21.6%，欧元区为23.5%，青年失业人数分别为498万人和336万人。欧盟成员国中，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的青年失业率最高，分别达到53.8%、49.3%、43.3%。当然，造成青年失业率高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但这里面没有延迟退休年龄的“贡献”吗？

年轻人失业率高以及年轻人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感到迷茫，是当今世界的心腹大患。现在欧洲的年轻人跑去投奔ISIS的不在少数，光英国据说就有500多人。再看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其中最激进的也是那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对此切莫等闲视之。

4．一刀切延迟退休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影响

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中国采取延退政策负面影响会更大。一般而言，对于延退，白领阶层相对比较容易接受，而蓝领工人则恰恰相反。发达国家是以白领为主的社会，能占到劳动者总数的60—70%，而中国70%以上的劳动者却是蓝领工人。中国的蓝领工人，男性到了50岁以上，女性到了40岁以上，在单位就不受待见了，极有可能被辞退。而一旦被辞退，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很困难了。如前所述，按某些官员和专家的如意算盘，被延退的劳动者不但不能按原先的国家承诺到点领取养老金，反而被要求在被延退的时间段再缴养老保险费。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用脚趾头想想，被延退的劳动者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有人会说，政府可以出政策，甚至立法，让单位不得辞退老职工。但你再想想一想，上个世纪90年代的那场“下岗分流”以及本世纪初的“转制并轨”，革的不就是“冗员”的命。谁是冗员？其中大多数不就是年龄偏大的职工吗？现在又要开倒车，那以前的冗员岂不冤死了。

还有10年前被“下岗分流”的40、50人员，现在正到了50、60，该领养老金了。一旦有了养老金，收入就稳定了，甚至比打零工、吃低保还能高出一些。他们已经苦等苦熬了10年，不就是等着这一天？现在突然说政策变了，即使只差一年，想想他们能接受吗？

另外，“六普”公布的数据中，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现在是74.83岁，但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健康预期寿命，中国人只有65岁。也就是说，按平均值，中国到了65岁以后就不健康了。在中国讲平均值，常常是偏态分布，是60—70%的人在平均线以下。

因此，在中国的现实状况下，就是白领人士，也有相当多不接受延退。有外科医生说，到60岁以上还上手术室开刀，我肯定受不了；有中小学教师说，到了50多岁还当班主任，我肯定受不了。可能有人说，动不了手术，当不了班主任，组织上可以照顾。可是，在竞争激烈甚至过度竞争的社会中，动不了手术的外科医生，当不了班主任的中小学教师，在单位里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延迟退休对劳动者个人的影响之外，还应该考虑延退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有舆论宣传，中国的“大妈”50岁就开始拿着退休金去跳广场舞了。若是实事求是地看大妈的生活方式，恐怕她们退休后的第一要务是帮着儿女带孩子。中国零到三岁的婴幼儿是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所以大妈们的退休时间甚至会决定儿女生孩子的时间。如果将她们的退休时间延迟，肯定会影响她们儿女的生育计划。再说，因为中国人的平均健康预期寿命只有65岁，但这正是现在延退的目标。当退休年龄一再延迟，恐怕老人已然无力带孩子，这同样对中国老龄化进程是个负能量。再说，因为中国庞大的老龄人口，我们希望其中80—90%居家养老，这种养老方式的社会基础就是“年轻老人”来服侍照料“老老人”。同样，当退休年龄一再延迟，这个政策设想的基础也就被掏空了。

5．渐进式延退是“温水煮青蛙”

目前在关于延退的争论中，所说的“弹性退休”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指有些专门人才，单位需要，劳动者又愿意，于是双方签订协议，延迟退休。但这样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增加劳动时间”，并不能达到减少退休金支出的目标。上海市早已实行类似的制度，称为“柔性延退”。但自2010年试行这项改革以来，据媒体报道，签约“柔退”的劳动者为数仅以千计。

近年来，有官员和专家把“每年只延迟几个月或者每几年推迟一年”的政策设计也称之为“弹性退休”，把问题混淆了。这种政策设计，其实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策略，政策设计者希望这样能够减轻被延退者的负面感受，但这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就以每三年延迟一年的设想为例，譬如2018年延迟到61岁，2021年延迟到62岁，设计者主观认为2021年被延迟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会以61岁为标准，认为自己仅仅被延迟一年；但实际上被延退者更有可能仍以60岁为参照标准，认为自己实际上就是被延迟了两年。尤其是延退是以不但领不到养老金，反而要继续交养老保险费为背景的。同时，被延退者还有可能正处于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中。如果有点同理心和同情心，设身处地地想想，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情？请不要把劳动者的智商等同于冷血动物青蛙。

退一万步说，我的预测不准，在未来，譬如到21世纪30—50年代中国真的缺乏劳动力了。那么，到那时再延退也完全来得及。因为缺乏劳动力就意味着就业岗位很多，很容易找。到那时，实施延退应该毫无障碍。如果现在就实施延退，那怕是“渐进式延退”，至少目前工作不稳定甚至在失业状态下的那部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又被无谓地牺牲了，这样的劳动者又是大多数，这样的“改革”难怪大部分人反对。

6．强行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后果堪忧

延迟退休的问题不是从2013年才开始讨论的，而是从2008年或更早就已经争辩起来。这几年，延退每年都会被有关部门抛出“预热”，但每次都是在70—90%的公众的一片反对声中黯淡收场，而且近年来是反对的人越来越多。如果说“群众路线”，那么群众的意向已经再明确不过了。如果说“有权就任性”，那么坚持延退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

最近，还看到有专家说，在延退问题上学术界的意见基本一致，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即使在学术界延退也从未达成过共识，而且在看得见的将来也没有迹象会达成共识。相关的讨论从一开始，我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虽然赞成我的意见的同行可能在学界是少数，但少数不一定就是不正确。

说句得罪人的话，中国学术界人云亦云的太多，而且很多学者被利益关系所束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愿或不敢开罪领导。当然，按历史经验，不管怎么反对，延退政策仍然可能会强行实施。但恕我直言，后果堪忧！！！

（本文作者：唐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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