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李强在首届中国社会保障论坛上的演讲

清华大学教授李强

人民网北京钓鱼台国宾馆9月23日讯9月23日上午9：30，“中国社会保障论坛首届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今天下午，开展“和谐社会与社会保障，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两个专题。清华大学教授李强进行了“从社会学角度看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保障”的主题演讲，以下是李强教授的演讲全文。

我今天简单的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一下和谐社会与社会保障。我想简单讲三点。

第一点，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和谐社会和社会保障作为非常突出的问题提出来，在我们这样一个大会上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回顾一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7年来的历史看，它大体上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和谐和保障的问题，当然在这个历史上走了两段：应该说这都是很伟大的实验。前30年是毛泽东主席进行的实验。毛泽东主席在旧中国的时候，他觉得社会上多数人得不到保障，这是他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于是毛泽东主席用很大力气建立体制，这种体制的覆盖率很高，就是把农村叫做人民公社，城市大体上属于单位制，或者行政的街道居委会控制的体制。毛泽东这个体制，就覆盖面来说，很广，无论从医疗、住房方面覆盖率都很高，但是他碰到一个大问题，就是没有效率。国家经济发展上不去，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

有一些数字，我不相互比较了。邓小平先生在27年前，就推进了一个非常大的改革，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经济推上去，不把效率提高，这样大家即使有保障，也是太低水平的保障，这样的话，国家难以富裕，邓小平先生是很伟大的，他推进这项改革，当时中国人口已经接近10个亿，现在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3亿。27年来，我们之所以现在又重提保障，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在推进的27年过程中，真的碰到了很多的难题。遇到的问题都是新的，所提出的难题都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们今天重新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在新的体制下，在市场机制下，能够和市场经济相吻合的社会保障制度，难度相当大。现在中国人口是13亿人，按我们人口模型计算，到2035年的时候，会达到中国人口的高峰期，大概15亿两千万，甚至是15亿四千万人，世界上哪个国家敢在这个数字上建立社会保障机制，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大家明白，小群体好办，一个小社区，我们要想完成保障机制都比较容易，但是对于13亿，将来可能是15亿多的国家来说，要建立广覆盖的保障机制，要使人们大体上有比较好的生活，比较好的社会福利难度非常大。

相比较，如果我们和欧洲比，欧洲当年我们管它叫社会转型，它在1850―1950年，他和我们碰到的问题差不多，社会发生剧烈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当年它的最高人口达到4亿人。我们现在是13亿人，所以总的来看，我们第一要看到我们转型的难度非常大，从这点上看，我们大体上还算平稳，首先从经济看，中国27年来，平均增长率都是超过9%的GDP年均增长率，实际上很多年份都是超过两位数，今年也是超过10%。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从哪来？实际上是我们第二个伟大的实验。我们准备建立一个效率高的国家，但是当引进市场之后，碰到了一系列的难题。

第二点我们分析一下这些难题：

我简单分析一下，从90年代初期以来，城市里推进四个大的工程。这就是住房、医疗、养老、就业。这四个大体制，应该说从90年代初开始做实验，到2006年，大体上把体制大转型方面完成了。

第一、住房

15年以前，我们大体住房还是公有制体制，城市里的住房基本上是两种所有制。直到90年以前。当时毛泽东建立的就是单位分配制度。要住房子单位分配。要不然就是房管所只管供房。15年以后，我们看今天的中国，建设部前一天的数据，中国城镇居民居住者拥有他住房的比例达到多少了？是87%。欧洲有没有？欧洲没有。美国有没有，美国没有。

我们提出一个疑问，中国一下子变成居民这么大量的拥有住房比例，有成功的一方面，特别是对于年龄比较大的一代人，还是比较好的，他们拿到他们的住房了。但是新的问题提出来了，就是因为过去大体上都是福利性的房屋，现在完成变成市场性房屋。最近关于房屋争论非常激烈。大家感到房价太贵，而且是高比例，87%人拥有他们自己的住房，实际上像这样的国家不是太多，如果未来的人都拥有自己住房，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国家建议，能不能大家租房不买房，但是现在年轻人说，不行，一定要买房，最近有“6+1”模式，“7+1”模式，就是一个年轻人买房买不起，只有他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爷爷、奶奶得拿出钱来给一个人用，我想这个情况也不太符合中国国情。

就住房改革，我们有很成功的经验，但是就一个社会从保障来说，我们保障居者有其屋，人们都能住房恐怕也得思考，怎么样建立一个广泛住房的机制，也包括福利性住房的机制。

第二、医疗

15年来，医疗改革非常巨大，15年前，我们城市职工大体上还是在传统的企业里生活，医疗体制大改，是因为国营和集体体制发生变化了，大体上今天国营体制占的很低。医保的覆盖率没有过去高。去年国务院发展中心社会部搞了一个报告，那份报告说，我们医改之前，城市医保覆盖率，不是指外来民工，就是城市居民，大概是70%之多。医改之后，城市就业者医保覆盖率不足50%。所以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从一个角度看，我们效率上去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家对医疗的批评开始上来了。过去的覆盖率比现在的覆盖率高，使得我们思考，我们改革在哪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了。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应该总结我们的经验，13亿人，你做这样大的改革，能到现在这样一个还比较平稳的程度，就很不容易，但是你也要看到，里面有很多漏洞，原因就是说，我们更多想的是怎么样促进效率，让企业减负，让一个企业更符合现代企业的经营原则。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对中老年人，过去还在医保覆盖内的人，他们不再在体制之内了。我们知道，下岗的过程比较复杂，前一段时间在辽宁做医保调查的时候也发现，问题很复杂。从这一点上看，有成功的方面，但是也有教训的方面。这值得我们去思考，这样的保障体制建设，恐怕还是要一个长时间的，还不是一个很短期，就能够把它完善的。

第三、养老体制

过去我们是单位制，说实在的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社会保险。我们有单位保险，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中国人的文化体制非常奇怪，社会学有一个概念，叫“插序格局”。意思是说，小圈子社会，插序格局。毛泽东建立单位制的时候，特别符合小圈子。如果一个小群体，自己保自己非常容易。我们有互助组，单位内部有合作性的医疗制度，养老在单位内养老。但是现在你推进一个现代企业制度，你从前单位体制和现在的市场制度是不吻合的，于是我们把大规模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改掉了，出现了一个大漏洞，养老怎么解决？于是我们现在推进社会统筹个人账户，前一段我们在辽宁做调查，有成功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感到难度很大。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人口很广泛，覆盖面太大，这么大量的人口里面有这样一个矛盾，当你更多的想推进养老保障要素的时候，你就要企业负担更大的负担，企业就说，那我更少雇一点人吧。这就涉及到我们第四个体制，就业体制。

就业体制变了以后，市场型了。最近找工作变得非常困难。我们国家现在有多少劳动力？13亿人口里大概有7亿八千万劳动力，哪个国家敢说我提供7亿八千万劳动力，没有人敢说。所以你就能看到，这么大一个就业压力，就有一个悖论，当你想把保障水平提的更高的时候，企业就感到我负担更重，负担不了。前一段我们在辽宁调查发现，当你更多的想提供保障时，就会出现企业不愿意雇佣更多的人，就使得更多的人失业，这样就使更多的人贫困。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27年以来，邓小平先生开创的改革是很伟大的，到今天我们在和谐和保障方面，大体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我非常简单的总结一下：第一我们做到公平和效益的调节关系，当我们调节这个社会，我们更多强调效益时，公平方面就很难，当我们更多的突出公平的时候，效益方面又碰到难题。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特点。

我曾经写了一篇论文，大家可以上网上看一下叫“丁字型社会结构”。我做了一个分析，做完以后发现，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特点，一个大“横道”，一个大“竖道”，“横道”是农村，“竖道”是中层阶级，当毛泽东政策往下靠的时候，大家都变得比较贫穷，于是我们往上拉，这个时候覆盖面出现很大问题，27年来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感到，恐怕我们要找一个中和点，中央现在精神也很正确，就是微调，不要做大幅度态度，逐渐找到均衡点，使得两方面兼顾。

第二保障与和谐问题涉及到一个利益关系，我觉得核心是我们怎么样在推进改革过程中，使得我们不至于出现利益太大损失的群体。中央提出要改革，使得全体居民分享改革成果，我觉得提得很好，即使是低收入者也应该分享到改革的成果，通过保障就是很重要的因素了。

第三，我感觉，我们要理解改革的长期性，即使是推进改革，说实在的面对一个13亿人口，将来15亿人口，这个保障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所以我感觉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最后，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思想是对的，叫“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对于改革还是要再思考，我们只能说我们在做探索，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说，它的经验是适合中国的，中国确实情况很特殊，我觉得我们未来，要在这个方面逐渐作出探索。

2006年09月23日15:51 来源：人民网（责任编辑：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