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文明：中国养老金如何不破产

詹文明(资料图)

作者简介：詹文明：台湾国立空中大学社会学系，台湾淡江大学科学管理研究所毕业;夏威夷SALES PROCESS OF TECHNOLOGY专业训练;纽西兰SUPER LEARNING SYSTEM讲师训练;美国拉克蒙特彼得·德鲁克管理研究学院深造;美国管理大师彼得· 德鲁克之课程——高级讲授。擅长咨询范围：CEO COACH(CEO专门顾问)、资源极大化、机会极大化策略制定、高绩效团队建立、员工 激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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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养老金要入市，对于中国普通社会民众来说，第一个担心是，“当养老基金在股市血本无归后，我用什么来养老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股市需要养老基金的新鲜血液变成牛市，而掌管养老基金的部门则以跃跃欲试赚他个盆满钵满。在几重压力下，中国养老金如何不破产，成为大家迫切关注的话题。要想顺利解决今天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回过头来，看看德鲁克在30多年前对于养老基金的诚恳而正直的忠告。

德鲁克的这本《养老金革命》首次出版于1976年，当时的书名为《看不见的革命》。德鲁克在书中说，“在我所有的著作当中，这本书的针对性可以说是最强的，然而，这本书却最为人所忽视。虽然本书所陈述的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本书突然火起来了。人们不仅对于书中所提到的事情连篇累牍地发表者评论文章，而且还将这本书称为‘经典著作’”。

从前面几篇我们了解到，养老金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本篇——作为此次养老金话题的最后一篇，我们将梳理一下前几篇的内容，养老金必须要进行一场革命，以防止不破产。同时，也将与读者分享德鲁克在《养老金革命》这本书里给出的建议，这些建议中，其实已经给出了中国养老金如何不破产的答案。

纽约市的养老金计划——纽约市的财政困境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它的养老金计划。人们往往会批评纽约市市长林赛和工会不该制定如此高的雇员工资标准。但事实上，在同时面对渴望获得足够养老金的老年雇员和强烈需要更多现金收入的年轻雇员时，无论是工会领袖们还是纽约市市长都感到左右为难。鉴于实际的政治形势，纽约市政府不得不制定了超过自身支付能力的在职员工工资标准和退休员工养老金发放标准。其结果可想而知：在短短几年之内，纽约市的人工成本迅猛增长，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与日俱增。

通用汽车公司历经了百年岁月，其养老基金计划的实施也超过了半个世纪，但它所要支付的养老金摊提支付已高达每年70亿美元，这是任何组织都有可能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任何社会都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如何及早提出具体而有效的办法予以解决，值得深思和重视。

通常在股价上涨、红利增加的情况下，养老基金所承担的费用也会相应减少——而这正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企业热衷于通用汽车公司养老基金模式的原因之一。在这段股指屡创新高的“沸腾岁月”里，人们普遍认为为养老基金提供资金的是持续上涨的股市，而不是企业本身。然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以“投资基金”为基础的年金计划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因为它意味着越是在经济萧条、利润下滑因而企业承受能力最差的时期，企业反而需要为它们的养老金计划缴纳更多的钱。当然，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大部分的企业对此都已经深有体会了——当“股市神话”破灭之后，它们不得不拿出更多的钱来缴纳员工的养老金，然而，这时候它们的收入和利润正在急剧地下滑。

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现在的年金体系也是有害的。恰恰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企业最需要流动性、最需要留存收益和投资能力。同时为了经济的复苏，企业最需要保持盈利，因为企业急需大量的盈利来维持自己的资本投资能力。然而，我们目前的养老基金体系却完全背道而驰：在经济萧条因而本应支持投资能力的时期，它却在大力限制这种能力;而在经济繁荣因此本应限制这种能力的时期，它却在支持这种能力。总之，尽管是出于无意，但是，目前的养老基金体系事实上正在加剧经济周期的波动。

“知识工作者”将在未来的养老基金受益人当中占据多数。这些人现在的年龄一般都在40岁以内，他们所缴纳的养老基金是已退休雇员或者将要退休雇员养老金的主要来源。而且，与养老基金的投资安全和投资业绩利益攸关的正是这些养老基金的未来受益人。

在这些知识工作者当中，薪水非常高的人其实并不多，当然更谈不上富有了，而且，他们的收入来源也比较单一。但是，如果与那些对“年金”计划一无所知的“普通劳工”或者“机器操作人员”相比，无论是在知识水平还是在收入水平上，他们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这些受雇或者个体自雇的中产阶级——至少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表现出了对于股权投资的明显偏爱。这些人对于他们最大资产(即他们的养老基金)的投资方式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事实上，他们还应该拥有对自己的一部分养老金储备基金进行直接投资的权利——以他们个人的名义开设一个投资账户，按照专业化的投资组合对这些基金进行管理。

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重心发生了变化，那么它的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取向、社会机构以及社会问题也都将随之发生变化。而且，人口结构重心的突然转变往往会给一个社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和剧烈的冲击。我们需要从结构上对养老基金做出变革，让它能够更好地符合我们的经济现实，更好地服务于雇主和雇员，最重要的是，更好地满足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化的政治、经济和心理需要。

德鲁克对企业和养老基金管理提出了他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首先要做的就是设立能够满足以下三个要求的董事会和托管人。

第一，这个董事会必须是一个能够进行有效管理并承担一定责任的机构。

第二，这个董事会必须代表全部的“民意”，尤其是企业新“主人”的民意。

第三，这个董事会必须能够影响企业的新“主人”(即全部的美国雇员)，并且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第一步措施是任命职业“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无论男女，都需要具备众所周知的声望和久经考验的能力，同时，他们应该是真正独立的管理人员。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董事会不仅有权力而且有义务撤换那些不能够很好地履行职责、不能够达到严格业绩标准的CEO。因此，这样的董事会能够代表过去的企业所有者行使与过去的“董事”一样的权力。

企业和养老基金所需设立的董事会还应该是一个“公共和社区关系委员会”，也就是说，董事会成员应该能够充分地代表消费者、雇主以及雇员三方的民意。任何一家企业的全体雇员都拥有该企业养老基金的所有权，而基金本身只是这些雇员的托管人和财务经理。但是，该企业的养老基金又拥有其他企业的所有权，而那些大型的养老基金则共同掌握着大部分大企业的所有权。也就是说，雇员已经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因此，任何一家企业的董事会都必须充分地代表雇员的利益。而且，企业以及企业的养老基金都需要与雇员保持一种直接的关系。

因为养老基金的社会主义化是要重建一种真正的、稳定的社会所有制关系，所以我们有必要恢复管理养老基金的合法性，而这又需要对董事会或者托管人这个政府公共机构进行根本性的重建。

美国社会中业已存在的两个事实却是永远都不可能抹杀和逆转的了。第一个事实是人口结构上的巨大变化。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寿命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为了赡养这些退休老人，在职雇员必须生产出更多的商品，提供更多的服务。第二个事实是美国的私人养老基金已经掌握了国家生产性资源的所有权——这一点已经无法逆转了。美国的生产性资源以及主要经济机构的主权资本都已经“社会主义化”了。因此，养老基金的社会主义化已经既成事实。

人口结构和人口数量上的改变将在很长时期内对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体制结构上的急剧变化也会对社会难题和社会关切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养老基金作为重要的公共机构、作为资本形成和资本分配的新兴渠道、作为美国唯一的“资本家”、作为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性资源“所有者”，它的出现与美国人口结构重心的变化一样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改变。

养老基金也面临着危险——如果我们继续对养老基金所带来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主义化的问题熟视无睹、置若罔闻，这种危险就会更加严重。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阻止贪婪而无能的政府对养老基金资产的掠夺，否则，养老基金将很可能再度遭到破坏。美国人口结构上的巨变已经将“个人储蓄”变成了“伪储蓄”和“消费支出”，从而让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储蓄不足的状态。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资本形成模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而且，由于这些问题必然会让我们时时刻刻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它们还对美国的社会和谐、政治稳定以及养老基金的健康运行造成了持久的威胁。

彼得德鲁克严谨而专业的“政治学和历史学”功夫在《养老金革命》这本书中展露无遗，充分体现了其既宏观又微观的罕见功力。通过对美国养老金与养老基金的运作、制度、机制及利弊得失的论述，德鲁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完整的思维模式。虽然德鲁克惯以洞察力直指问题的核心，但同时他也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就一个“养老金与养老基金”的管理问题所延伸出来的社会福利与福利社会的迷失、政治问题及经济问题的可能后果，提出诚恳而正直的忠告。德鲁克指出的人口结构巨变所带来的问题与机会恰恰给我们上了一堂极为珍贵的课程，他以其高度的视野加上对问题的精准把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新社会的蓝图。虽然他并没有描绘具体可行的方案，却指出了一个未来的大方向，这是何等的珍贵。